
最常见的答案是——分红给股东,回购股票拉升股价,或者收购能立即带来收入和市场份额的成熟业务。
但是,谷歌在2014年给出了一种近乎“离经叛道”的选择,它用一笔在当时看来颇为昂贵的巨资,收购了一家远在伦敦、没有清晰盈利路径、痴迷于研究“通用人工智能”的初创实验室——DeepMind。
而且,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谷歌持续向这个“吞金兽”注入海量资源,却并未要求它贡献与之匹配的短期营收。
从今天再往当时看,我们目睹谷歌凭借Gemini实现逆袭,其AI基础设施成为核心竞争力时,答案已不言自明。
它将源自搜索引擎广告的、带有浓厚旧经济色彩的巨额利润,进行转化,并且将其冶炼成了驱动AI时代最前沿探索的 “战略性耐心资本”。
这完全不像是旨在获取客户、技术或市场份额的战术性收购,反而更像是旨在构建一个独特“创新生态位”的战略性投资。
你可以将其理解为谷歌不仅是在购买DeepMind当下的团队和技术,更是在为自己购买一个面向未来、专门用于孕育突破性思想的特权空间。
从这一个角度,就完美契合了战略管理中的“资源基础观”——企业持久的优势,并非来自市场地位,而是源于其内部那些稀缺、难以模仿和替代的独特资源与能力。
DeepMind,就是谷歌用资本亲手培育出的、最符合这一定义的战略级资源。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资本开支曲线,你会发现一条陡峭向上的增长轨迹,尤其是在AI成为明确战略方向之后。
2025年,其资本开支指引被大幅上调至910亿至93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投向了AI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和自研的TPU芯片。
但若以“耐心资本”的视角看呢?是否就成了将当期利润进行“战略性基础设施储蓄”?
谷歌在“烧钱”,也是在将现金转化为未来数字世界的硬资产——即计算能力。这些资产在当下是成本,但在未来的智能经济中,就是如同石油、电网一般的基础生产要素。
DeepMind正是这些昂贵基础设施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内部标杆客户”,它极端、前沿的算力需求,为谷歌规划和验证这套基础设施的终极性能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牵引力。
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习惯用季度业绩衡量公司健康度,而DeepMind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只进不出的“黑洞”。
那么,如何在一个庞大的、需要对股东负责的上市公司内部,管理一个需要高度自由、允许试错甚至“浪费”的前沿研究机构?谷歌的解法是,为DeepMind设计了一套“有界限的自主权”治理架构。
而这,也就代表着在财务和终极目标(实现AGI)上,DeepMind需要对谷歌总部负责;但在具体的研究路径、项目选择和文化氛围上,它被授予了极大的自主权,形成了一个受保护的“创新飞地”。
这是基于深度信任和战略共识的管理,其哲学在于为了追求那个遥远但可能改变一切的灯塔(AGI),必须容忍其在航行途中为了探索新航路而发生的短期偏离与资源消耗。
当谷歌内部因竞争对手的颠覆性产品而进入“Code Red”紧急状态时,整个公司弥漫着焦虑与追赶的情绪。按照常规商业逻辑,此时所有资源都应倾注于快速推出对标产品,DeepMind这样的研究部门也应立即转向,为短期的产品战役服务。
可实际呢?我们看到的是,DeepMind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其相对独立的科研节奏。它没有停止对AlphaFold的持续优化,依然推进着GNoME(材料发现)等长期项目。
这就是其“受保护飞地”属性的体现——它的核心使命不是应对当前的产品竞争,而是攻克更基础、更根本的科学问题。
事后证明,正是这种对长期使命的坚持,为谷歌积累了更深厚的“技术储备”和“科学信用”,使其在随后的大模型多模态能力竞争中,具备了不同于单纯文本模型的独特优势。
在这张表上,DeepMind为谷歌创造的核心资产至少有三项,且每一项都在产生惊人的复利。
AlphaFold彻底解决了困扰生物学界五十年的蛋白质折叠问题,其成果是诺贝尔奖级别的。这种声望无法用广告费购买。
它意味着,在全球顶尖科学家、研究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眼中,谷歌不再仅仅是一家商业公司,更是能够解决人类最重大科学挑战的伙伴。
这种权威带来的“利息”是隐形的,它吸引最顶尖的人才加盟,它让谷歌在参与制定AI伦理与安全标准时拥有更重的话语权,它使企业客户在采用谷歌云AI服务时,多了一份基于科学严谨性的信任。
每一位研究员,尤其是那些如Transformer论文作者般的顶尖科学家,都可以被视作一份宝贵的“看涨期权”。他们的创造力可能在任何时候爆发,产生下一个颠覆性想法。
即使部分人才暂时离开去创业(如前文提到的Noam Shazeer),他们与谷歌及DeepMind的深厚联系,也使得他们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回归或深度合作成为高概率事件。
这种持续吸引、培养和联系顶尖人才的能力,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不断增值的“人力资本期权组合”,其潜在价值无法估量。
DeepMind的许多研究,在初期看来如同“游戏”。训练AI玩《星际争霸》、下围棋,似乎与谷歌的核心业务相去甚远。
每一个这样的探索方向,都相当于用相对有限的资源,购买了一张通往未知技术领域的“门票”或“船票”。
围棋项目最终催生了AlphaGo,并验证了强化学习在复杂决策中的威力,其方法论后来被迁移至其他领域。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看似“无用”的探索,会意外地打通某个关键瓶颈,或开辟一个全新的技术范式。
当某个范式转移时刻真正来临,其中一张“期权”被行权,其回报将可能是指数级的,足以覆盖所有其他探索的成本。
它将用于衡量过去成功的货币,变成了投资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燃料”,这种燃料不仅能燃烧,更能创造一个允许思想自由呼吸、允许失败安然发生、允许探索超越当期商业逻辑的“高气压环境”。
DeepMind,就是在这片独特环境中被点燃并持续运转的第一台,也是最耀眼的一台引擎。
如果我们将“耐心资本”视为独特而宝贵的燃料,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看,它究竟注入了怎样的一台引擎?
谷歌收购DeepMind最深刻的价值,不止于获得了一群天才或几个明星项目,而在于它为自己的肌体植入了一套全新的“操作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套能够持续生成新科学方法论、并以此重新定义可能性边界的思维与行动体系。
这套系统不满足于在现有的科学模式下优化流程,它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发起“模式转移”本身。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有一个经典概念——科学进步并非总是线性累积,而是在长时间“常规科学”的积累后,因无法解释的“异常”出现,最终被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研究方法彻底颠覆——此即“范式转移”。
DeepMind之于其涉足的诸多科学领域,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颠覆性角色。
它的目标不是让生物学家在实验室里用冷冻电镜看得更清楚一点(优化旧范式),而是提供一套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模型,直接从氨基酸序列预测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建立新范式)。这标志着生物学的一部分基础工作,从以“实验观测”为核心,转向了以“计算模拟与生成”为核心。
此一能力,源于DeepMind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内核,即所谓游戏化与工程化复杂问题。
无论是围棋、星际争霸,还是蛋白质折叠、新材料发现,团队都致力于将其抽象为一个清晰的强化学习框架——定义状态空间、设定可能的动作、建立奖励函数。
此过程本质上是在对模糊、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尤其是科学问题)进行“形式化”建模,使之变得可计算、可迭代、可优化。
这不再仅仅是使用AI作为辅助工具,而是将科学研究本身重构为一种特殊的“工程问题”。它证明了,在AI时代,最强大的工具可能不是帮你算得更快的计算器,而是那个能帮你把非结构化难题重新表述为可计算问题的“元工具”。
当AlphaFold以惊人的准确率预测出蛋白质结构时,其影响瞬间超越了学术界,产生了剧烈的产业连锁反应。
全球的生物学家和药物研发人员,几乎一夜之间开始依赖这一工具来形成假设、设计实验。谷歌借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度嵌入了生命科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流。
这种绑定不是基于商业合同,而是基于研究范式的依赖,其粘性远超任何市场协议。
传统的结构生物学设备市场(如冷冻电镜)面临的是替代威胁,而AlphaFold开启的却是“按需计算蛋白质结构”的洞察服务市场。
商业模式从销售昂贵的物理设备,跃升为提供即时的数字洞察,这是价值层的升维。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关键趋势,未来十年,顶尖科技公司的竞争疆域,会从争夺消费者的手机屏幕(消费互联网入口),急剧扩展到争夺科学家、工程师的研发工作台(基础科研的计算服务入口)。
谁掌握了这些基础研究领域的“新范式工具”,谁就掌握了定义该领域未来数十年发展路径的潜在权力。
谷歌通过DeepMind,已经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核心领域占据了极具优势的卡位。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DeepMind这种对科学极限的冲击,产生了强大的“反向塑造”效应,倒逼谷歌整体技术栈的升级与进化。
AlphaFold等模型对算力近乎贪婪的需求,为谷歌自研的TPU芯片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极端苛刻的内部测试场景。
这种来自最前沿科研的真实压力,直接且紧迫地驱动了TPU架构的迭代,使其性能与效率不断提升,最终从内部专用工具,锤炼成能够对外服务、与英伟达GPU竞争的利器。
谷歌第七代TPU(Ironwood)的竞争力,某种程度上正是被这些“不切实际”的科研梦想逼出来的。
在蛋白质结构、材料晶体等复杂高维空间中对AI模型进行训练,看似与训练一个聊天机器人无关,但实际上,这种过程极大地提升了AI系统对复杂系统、空间关系和物理约束的深层理解。
这为谷歌Gemini模型的多模态能力、特别是对复杂逻辑和结构的把握,提供了无形的“预训练”。这是一种隐藏在核心算法深处的、来自科学数据的滋养。
AlphaFold的成果经过全球科学界最严格的审视与重复验证,其可靠性扎根于科学方法本身。当谷歌将同样的技术能力延伸到商业AI产品时,这份来自科学殿堂的“信用背书”具有巨大的说服力。
对于医药、能源、化工等传统行业的企业客户而言,采用一项被诺贝尔奖级科学突破验证过的AI技术,其决策阻力和信任成本将显著降低。
这使得谷歌的AI服务,在进军严肃的产业核心场景时,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可信度光环。
基于前述的情况,谷歌收购并培育DeepMind,走的是企业发展战略动作,不是企业盈利战术。
它的效应,是引发了一场谷歌自身乃至整个AI产业竞争逻辑的“系统性升维”。
这场收购的最大战略收益,是帮助谷歌完成了一次从二维平面战争到三维立体战争的跳跃。
在过去,谷歌的护城河是可见,基于PageRank算法的搜索垄断、是庞大的广告网络、以及由此衍生的全球性用户生态(Android、YouTube、Gmail)。
可是,这种优势在ChatGPT爆发时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本质上容易被新一代的“应用”所挑战或绕过。
这包括谷歌自研的TPU芯片、遍布全球的数据中心、以及支撑这一切的庞大资本开支。这是由“耐心资本”直接浇铸而成的物理基石,而其技术规格与性能标杆,则被DeepMind对算力的极端需求所持续塑造和推高。
这是DeepMind作为“新科学操作系统”的直接产出,包括AlphaFold、GNoME等。
它们使谷歌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基础领域,成为了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乃至定义者。
第三维,才是我们熟悉的上层应用生态层,如搜索、云服务、安卓和YouTube。
上层应用产生的巨额利润(资本),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底层设施建设和中层的范式探索。中层的范式突破(如AlphaFold),一方面创造了全新的服务市场和产业入口,另一方面又以极限需求倒逼底层基础设施(如TPU)不断迭代升级。
升级后的基础设施和新的范式工具,又能赋能上层应用,使其诞生出此前无法实现的功能(如更精准的医疗健康服务、更高效的材料设计工具),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应用生态的领先优势。这个循环一旦启动,便具有了自我强化的动力,使得竞争对手难以从任何一个单一维度进行突破或复制。
许多国家,包括资料二中提到的策略,往往采取“双轨制”,一方面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资助面向应用的技术工具开发。
这种模式的潜在风险在于“衔接失灵”——实验室里的突破可能因缺乏工程化和市场化的能力而束之高阁,而产业界的迫切需求又无法有效反哺基础研究的长期方向。
谷歌-DeepMind模式展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在一个顶尖的高科技企业内部,实现从基础研究(探索AGI、解决蛋白质折叠)到工具创造(AlphaFold),再到基础设施升级(TPU)和商业应用(云服务、药物研发合作)的 “单轨闭环” 。
这种闭环极大压缩了从想法到影响力的周期,并确保了所有努力都指向一个统一的、宏大的战略目标。
那么,在AI驱动的颠覆性创新时代,那些拥有雄厚资本、强大工程能力和广阔市场的高科技领军企业,可能正在取代传统的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成为“使命导向型基础研究”最高效的执行主体。
因为它们能同时提供长期视野、不计短期回报的资金、规模化试错的工程平台,以及最真实的价值检验市场。
所以,未来大国间的科技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体现为能否在自己的体系内培育出或吸引到类似DeepMind这样能定义范式的研究实体,并为之提供一个类似谷歌的、由“耐心资本”和战略定力构成的发展环境。
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科技政策了,而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公司治理哲学、知识产权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对“战略性失败”的包容度。
对于其他科技巨头而言,一个明确的警示是,仅仅模仿谷歌去训练一个参数量庞大的聊天模型(竞争应用层),已经是一种被动且浅层的跟随策略。
我们看到微软深度绑定OpenAI,亚马逊重注Anthropic,这实质上都是在寻求一个外部化的“范式引擎”。
相比之下,谷歌通过收购将DeepMind内部化,虽然在早期面临文化与管理的挑战,但长期来看,在战略协同、技术秘密保护与方向控制力上,可能构筑了更深的壁垒。
*本文基于公开资料分析推测,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决策或投资建议。
总体描述和评述都很好,但略有瑕疵的一点:TPU诞生之初是为了解决当时深度学习的典型应用“谷歌翻译”的算力需求,相反的是,AlphaFold对算力的需求并不太高[呲牙]
2017年,陆奇也曾经在百度提出过all in AI,结果没多久他就下课了[捂脸]kaiyun开云